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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女性的“贞洁观”是如何诞生的？
“贞洁观”与“三寸金莲”一样，是对古代女性的禁固，是对女性权力的戕害，是重男轻女的极端表现。
原始社会初中期，生产力与文明极低，人无贵贱之分，***关系完全出于生理需要，并无固定***伴侣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社会，男子在社会中作用超越女性，在社会中处于主导，逐渐有了不同地位、权力与财产，为保证子女继承财产、权力的血统纯正，出现了一夫一妻制，同时也出现了贞洁观。
历经秦汉与两宋的各统治阶级与社会精英的努力，女性贞洁观得到了巨大的发展，特别是经过明清两代几百年的发展，女性贞洁观更是得到了系统理论性的发展，出现了一女终身只侍一夫，丈夫英年早死也不准改嫁，漫漫余生陪伴青灯，独守空房度过余生，对于贞洁烈女封建统治阶级给她立贞洁牌坊，要求女性用失去一生的性福与快乐来守护。
在古代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，女人必须得三从四德，男人可以花天酒地，***风流快活，却被冠于风流倜傥，女人的贞洁观，必须一生只能与一个男人***，而且结婚得落红，在古代结婚洞房，除了红盖头，还有一白丝巾，是为检查女性的贞操，古代女性从小就被灌输贞操胜过于生命，倍加珍惜，许多女性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。
作为女性，应该庆幸生活于当代，男女平等，女人抵半边天，甚至更多，有多少男性为了女人芳心，情愿为她而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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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都知道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，这是说，生理上，男女都一样。春秋时代，不仅没有规定女人的贞节观，反而有一个女人同时有三个情人的史实：卫国有个叫夏姬的美女，老公亡故，有一半大儿子，与二位大夫先后偷情，后又拉入了国君。其子不堪忍受，射杀母亲情夫，被诛。楚国大夫巫臣，闻夏姬色美，想尽办法终于得到手，置楚王交付的工作于不顾，车载这位没有什么贞节意识的美女流亡远方。而美女夏姬情怏怏而已，丝毫不感谢巫臣大夫的痴情！到了汉代，按说巳经独尊儒术了，《汉书》作者班固的妹子曹大姑写了《女诫》。但，东汉光武帝刘秀却公然在朝堂上为寡居妹妹挑丈夫。并让妹妹隐藏在皇座帷幕后监听。事情不成了，刘秀回头对帷幕摊开手，说：人家不答应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就是，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的典故。一一刘秀这皇帝够萌！ 隋唐时期，仅隋暘帝萧皇后一人，就可证明无什么贞节观念：杨广被杀后，她被宇文化及霸占，又被窦建德霸占，又经李世民过手，最后又投入突厥可汗之怀。这不怪萧皇后，被迫也。但还是体现了当时那些权贵男人都没有贞节要求。南宋时期，出了个朱熹，搞了个“理学”一一“存天理，灭人欲。”女人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。又来了个宋理宗皇帝，大兴理学。这一下，女人倒霉了！讲理学的朱夫子自己可以嫖妓，推理学的宋理宗可以委政于奸（贾似道宰相）。而中国女子却被强制执行“守贞执节”。明代，虽有王阳明心学出来，却没有解放女性的思想出现。清代，更是变本加厉摧残女人，“贞节牌坊”成为天下第一牌坊。游遍穷乡僻壤，见到最多的牌坊十有八九是贞节牌坊。女人天性被礼教扼杀，男人也以此为荣，这是何等的荒谬啊！1949后，中国女人才获得彻底的从贞节牌坊压力下解脱出来。一一至于那些“天上人间”之类的问题，恕不在本文思虑之中。
中国的女人自由的解放自己的“双脚”，似乎也没有多少年。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，开始推行《劝禁妇女缠足令》，其辐射范围也仅仅几个有限的大城市。而除此之外的广大农村，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。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政局稳定，妇女解放运动才真正的开展起来。
即使如此，五十年代很多穷乡僻壤乡照样有“裹脚者”。如此算来，中国的妇女被当成平等的一员，也不过才一个甲子多。正是因为妇女解放的时间不长，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封建沉渣时不时的“回光返照”，例如某老妇大谈“三从四德”，某些网络评论支持“裹小脚”。
前些日子，河北某地的学校，又出现要求女学生将露出脚踝的裤子放下，据称是“为了健康”。暂不提，中医“寒从脚起”“血气受损”等等“玄妙”说法，单看这“一片苦心”，听起来就很有意思。 不管是“三从四德”的沉渣泛起，还是“为了健康”的“放裤脚”，背后统统藏着一个幽灵，那就是数千年来的“贞节”观!而这个“贞节”观的主导者就是落后腐朽的礼教。翻看中国历史，文化越是没落，社会越是封闭，“贞节”的噪音越是强烈。
隋唐时，中国处于封建的社会的上升阶段和繁荣时期，不仅在政治制度、民族政策、外交关系等方面，而且在妇女的道德约束也颇为开放。儒家的传统“三从四德”虽然对社会有一定制约，但是，在强大的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，传统的“贞节”观受到了动摇。最能体现这种开放特点的莫过于妇女的“改嫁”。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“初嫁王奉孝，后来嫁柳述”，社会上也并没有“有违道德”看法。到了唐朝，上层妇女更是不以再嫁为耻。
根据《唐书·公主列传》的记载，当时再嫁的公主有二十八人，其中嫁过两次的占二十五人，嫁过三次的也有三人。统治阶级如此，民间的百姓亦然。除此之外，隋唐的婚嫁风俗的开放还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的相对自由、男女关系比较随便以及民族婚姻频繁等方面。这种婚嫁状况与前朝的“从一而终”和后代的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截然不同。 隋唐五代的寡妇改嫁，放到现在来看也是颇为“前卫”。唐玄宗时期，中书侍郎严挺之的妻子，在离婚以后，又嫁与蔚州刺史王元琰，后来又离婚，三嫁崔氏。当她嫁给崔氏之后，王元琰犯了罪，被严挺之搭救。唐玄宗怀疑严挺之徇私枉法，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说：“此挺之前妻，今已婚崔氏，不合有情。”唐玄宗反驳道：“卿不知，虽离之，亦却有私。”最后，严挺之、王元琰都因此获罪，甚至张九龄也受到了牵连，丢掉宰相的职位，严挺之的妻子不仅三次改嫁，而且在离异之后，夫妻之间关系并未反目成仇，甚至前夫与后夫之间还保留着比较亲切的关系。
即使五代时期，中国的“贞节”观念也还保持颇为宽容的看法。后周的太祖郭威，一生四次婚姻，次次都是找的寡妇。郭威当“军校”(***之职的军官)时，娶了后唐庄宗的嫔妃柴氏为妻，死后追谥为圣穆皇后。这是郭威的第一次婚姻。柴氏去世后，郭威又娶了杨氏为妻，而杨氏此前嫁给石光辅，石光辅死后寡居。这是郭威的第二次迎娶寡妇。杨氏以后，郭威又纳张氏为继室，而张氏也曾经嫁给武从谏之子，后来寡居。这是郭威第三次娶寡妇。郭威称帝后，有董氏，为杨夫人乡亲，先嫁刘进超，后成寡妇。杨氏生前常称赞董氏贤惠，郭威又娶董氏为妻。清朝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说：“前后死娶，皆再醮妇”，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。
进入宋代，理学逐渐盛行，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口号叫的震天响，可是程颐喊破喉咙的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的“贞节”观，在宋代社会各阶层听来与现实格格不入，依然我行我素。尤其是女性对此并不留意。她们照样抛头露面，浓妆艳抹，在芸芸众生中寻找自己的爱情。当时女性的选择配偶和再嫁相对比较自由，加上宋代妇女在家庭中有相应的财产继承权，因此妇女再嫁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男人娶已婚妇女为妻也不觉得低人一等。在宋代整个三百年间，即使理学***们一再强调“三从四德”的“贞节”观，但是，实际并没有对宋代老百姓有什么实质的影响。
元、明、清，“贞节”观念开始强化，并且向宗教化的方向发展。宋儒以来的倡导的礼仪规范，越来越深入到家庭和婚姻之中。再婚被看成耻辱，“守节”成为***嘉奖的行为。明清时期，所谓“贞女殉夫”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史料当中。《明史·列女传》中记载：“陈氏，祥符人，字杨瑄，未嫁而瑄卒。女请死，父母不许，欲往哭，又不许。私剪发，属媒氏置瑄怀。汴俗娉女，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，号定婚贴。瑄母乃以贴裹其发，置瑄怀以葬。女遂素服以居。亡何，父母谋改娉，女缢死。”类如这样的记载，明清史料中层出不穷，明清地方志也都有大量的记载。“贞女殉夫”现象的出现和增多，是“贞节”观泛滥的直接后果，也是“贞节”观宗教化的必然结局。不顾事实，不惜生命，愚昧麻木，守节的“贞女”只是成为封建***牺牲的托盘上增加了几份祭品而已。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，落后腐朽的旧道德***的阴魂虽时不时冒出头来，呼吸一下，以示自己的存在，但已经无法阻挡残害女性的“贞节”被彻底的砸烂。那些想靠着几句话或依靠权力推行“贞节”观的人们，最终得到的只是历史无情的嘲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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